一、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临床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韩亚凡,汤宝鹏,王菲菲,周贤惠,张疆华,邢强,祖克拉·吐尔洪,芦颜美,张玲,李耀东[1]（2021）在《两种麻醉方式在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围术期安全性的单中心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评估全身麻醉和超声引导下肋间神经阻滞在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围术期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入选2017年4月至2021年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植入S-ICD的54例患者, 将患者按麻醉方式不同分为全身麻醉组（n=16）及超声引导下肋间神经阻滞组（n=38）。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特点、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及疼痛评分（NRS）等。结果两组患者术后均未出现麻醉相关并发症, 全身麻醉组与肋间神经阻滞组相比, 手术时间[（69.75±17.57）min对（47.76±11.81）min]、术后住院时间[（4.13±2.28）d对（2.55±1.33）d]更长, 术后6～48 h的NRS评分更高,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相较于全身麻醉方式, 超声引导下肋间神经阻滞缩短了手术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 减轻围术期疼痛, 在植入S-ICD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2]（2021）在《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1）》文中研究说明心脏性猝死（SCD）愈发成为临床和公共卫生问题。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是目前预防SCD最为有效的治疗措施。目前临床应用的ICD分为经静脉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TV-ICD）和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 无论器械本身还是相关临床研究近年都得到了长足进展。ICD对SCD的预防包括二级和一级预防, 符合SCD一级预防或1.5级预防的人群远多于二级预防, 且相关临床研究及获益证据也更加充分。针对术后参数设置的多个临床试验对ICD诊断和治疗参数个体化调整提供了普适性的原则。本共识将ICD适应证按SCD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以及不同疾病（如缺血性和非缺血性等）分别进行了阐述。针对ICD不同类型（单腔、双腔、三腔及S-ICD）的选择及除颤阈值测试分别进行了推荐。ICD术后随访至关重要, 依据相关临床研究结果提出了针对心动过缓起搏参数、心动过速诊断和治疗参数设置的共识。此外, 对ICD植入注意事项及系统故障处理原则也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朱利芬[3]（2021）在《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术后电风暴预测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植入术后发生电风暴（electrical storm,ES）原因及探讨其进一步治疗。方法:收集本院2014年0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ICD/CRT-D（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defibrillators,CRT-D）植入患者进行回顾性临床分析。所有患者均规律程控及随访（随访包括电话及门诊）,根据术后启动ICD/CRT-D治疗的情况,分为发生电风暴组、普通治疗组、未治疗组三组。统计患者性别、年龄、吸烟、饮酒、起搏器的类别、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脏病、预防级别、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改善心室重构药物、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术前心律失常等相关资料。通过比较发生电风暴组与普通治疗组、发生电风暴组与未治疗组的相关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ICD术后发生电风暴的影响因素,探讨其发生电风暴后的进一步治疗。结果:共有109名植入ICD/CRT-D患者,包括7例二次植入ICD/CRT-D患者（均因电池耗竭而更换）。在随访期间,有15例患者未定期返院程控,故只有94例患者纳入最终的数据统计及分析中。术后共有54例患者触发了ICD放电治疗,其中18例发生电风暴治疗,36例患者发生普通治疗,余40例患者未启动ICD治疗。18例电风暴患者中仅有5例（27.78%）患者有明确的诱因,有8例（44.44%）患者至少发生过2次电风暴。与普通治疗组相比,电风暴组术前合并室性心律失常（94.44%vs 58.33%,P=0.005）及心功能≥III级（88.89%vs 63.89%,P=0.049）患者比例高于普通治疗组;通过二元Logstic回归分析得出,术前合并室性心律失常（P=0.015,OR=14.79）及心功能≥III级（P=0.040,OR=5.88）是发生电风暴的危险因素。与未治疗组相比,发生电风暴组二级预防（88.89%vs45.00%,P=0.001）、术前合并心律失常（94.44%vs 55.00%,P=0.002）、心功能≥III级（88.89%vs 62.50%,P=0.037）患者比例高于未治疗组,通过二元Logstic回归分析得出:二级预防（P=0.045,OR=5.99）及心功能≥III级（P=0.032,OR=6.68）为发生电风暴的危险因素。本中心约83.33%的患者可通过去除诱因、优化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及调整起搏器参数终止电风暴。结论:1.二级预防、心功能≥III级及术前合并心律失常是ICD术后发生电风暴的危险因素;2.去除诱因、优化抗心律失常药物及调整起搏器参数对大部分发生电风暴的患者有效,对于优化药物治疗及调整起搏器参数仍不能有效控制电风暴的患者,对有支持条件的患者,可予以射频消融治疗。
康玉萍[4]（2021）在《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在心肌梗死后心脏性猝死患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文中研究表明心脏性猝死（SCD）是指患者在急性症状发作后1 h内出现以意识突然丧失为主要特征的、由于心脏原因所引起的死亡,死亡前患者症状表现为胸痛、气促、乏力、软弱、持续性心绞痛,临床常实施心肺复苏、吸氧、建立静脉通路等抢救措施。大多数SCD是由于快速室性心律失常所导致,临床经验显示,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在心肌梗死后SCD患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显着,其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持续性、致命性心律失常的医学仪器,可在极短时间内识别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并自动放电除颤,减少猝死发生,挽救患者生命。该文就ICD在心肌梗死后SCD患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可靠性依据。
周彬[5]（2021）在《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及全因死亡预测模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体质指数对安装植入型心脏复律除颤器患者预后的影响研究背景:既往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安装植入型心脏复律除颤器患者（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患者临床结局影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BMI对ICD患者预后的影响。研究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来自中国多中心植入型心脏复律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注册登记研究数据（SUMMIT研究）。经过纳入排除标准后,共纳入970名ICD患者。主要终点是全因死亡,次要终点是首次发生需要恰当 ICD治疗的室性心动过速和/或心室颤动（ventricular tachycardia/ventricular fibrillation,VT/VF）。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比较组间的事件发生率;使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BMI对全因死亡及VT/VF的作用;使用立方样条函数模型和平滑曲线分析BMI与全因死亡及VT/VF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结果:中位随访5.0年（四分位间距,4.1-6.0年）后,有213名（22.0%）患者发生了全因死亡。在中位随访5.2年（四分位间距,4.3-5.8年）后,352名患者（36.3%）发生了恰当ICD治疗的VT/VF。根据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并调整了潜在的混杂因素,无论是作为连续变量还是按各种BMI标准分类的类别变量,BMI对死亡和VT/VF均无显着影响。立方样条函数模型和平滑曲线拟合显示BMI与死亡之间呈线性关系,死亡风险呈下降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BMI每增加1 kg/m2,死亡风险比0.97,95%置信区间0.93-1.02,P=0.2644）。使用立方样条函数模型和平滑曲线拟合确定了 BMI与VT/VF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曲线的拐点位于BMI为23kg/m2的水平。VT/VF在拐点左右两侧的死亡风险比（95%置信区间）分别为1.12（1.01-1.24）和 0.96（0.90-1.02）。研究结论:ICD患者中,BMI对全因死亡没有影响,但与VT/VF呈非线性关系。BMI在VT/VF中起着复杂的作用,在不同的范围内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二部分体质指数对安装植入型心脏复律除颤器的非缺血性心肌病患者预后的影响研究背景:先前的研究报道了安装植入型心脏复律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患者的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不一致。目前缺乏在专门针对安装ICD的非缺血性心肌病（Nonischemic cardiomyopathy,NICM）患者中进行BMI对预后影响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究BMI对安装ICD的NICM患者预后的影响。研究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中国多中心的ICD注册登记研究数据（SUMMIT研究）。共入选480名植入ICD的NICM患者,收集了研究相关资料。根据BMI将患者分为两组:体重过轻和正常范围组（BMI<24 kg/m2）,体重超重和肥胖组（BMI≥24kg/m2）。主要终点是全因死亡;次要终点是首次出现需要恰当ICD治疗的室性心律失常（ventricular arrhythmias,VAs）。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比较两组的事件发生率;使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BMI对全因死亡及VAs的作用;使用立方样条函数模型和平滑曲线分析BMI与全因死亡及VAs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结果:480名植入ICD的NICM患者根据BMI分为两组,其中体重过轻和正常范围组285名,体重超重和肥胖组195名。中位随访61月（1-95月）,有70例患者（14.6%）死亡,173例（36%）经历了需要恰当ICD治疗的VAs。立方样条函数模型和平滑曲线表明BMI与全因死亡及VAs呈线性关系（每增加1kg/m2,死亡风险比0.90,95%置信区间 0.83-0.98,p=0.018;每增加 1kg/m2,VAs 风险比 1.09,95%置信区间0.74-1.59,p=0.663）。多因素Cox回归模型表明,与体重不足和正常范围组（BMI<24kg/m2）相比,超重和肥胖组（BMI≥24kg/m2）的死亡风险降低（风险比0.44,95%置信区间0.26-0.77,p=0.003）。但是,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模型中,两组VAs风险无明显变化。研究结论:与体重不足和正常体重相比,超重和肥胖对全因死亡具有保护作用,但对植入ICD的NICM患者的VAs风险仅具有中性影响。第三部分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患者全因死亡预测的列线图的开发和验证研究背景:对于心脏性猝死高危患者,尽管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能带来获益,但仍有部分患者处在较高的死亡风险中。对ICD患者进行死亡风险评估,有利于此类患者的临床管理。本研究旨在开发和验证ICD患者全因死亡预测的列线图。研究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来自中国多中心的ICD注册登记研究数据（SUMMIT研究）。经过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后,共有813名患者进入本研究。617名来自入组人数前5地区的ICD患者构成了开发队列。采集ICD监测的日常活动度和临床资料信息,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来筛选死亡预测因子和构建列线图。列线图通过C指数和校准曲线来评估表现。196名来自其他地区的ICD患者构成了验证队列,开发队列构建的列线图需要在验证队列中进一步评估表现。研究结果:在开发队列中,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日常活动度、糖尿病、左室舒张末内径被筛选为死亡预测因子。通过这三个因子构建了列线图。列线图的C指数为0.80（95%可信区间,0.75-0.84）。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的生存概率和实际生存概率保持良好的一致性。在验证队列中,列线图的C指数为0.74（95%可信区间,0.64-0.84）,校准曲线仍保持良好的一致性。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整合ICD监测的日常活动度及临床资料（糖尿病、左室舒张末内径）开发和验证了一个针对ICD患者死亡预测的列线图。该列线图表现良好,可为ICD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死亡风险评估。
张妮潇[6]（2021）在《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临床预后及其预测因素》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基于机器学习算法预测中国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猝死风险研究目的和内容:正确识别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患者易发生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的高风险人群十分重要。目前由2019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Foundation and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F/AHA）和 2014 年欧洲心脏病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提出的预测模型在中国HCM患者队列中的C统计量分别是0.647和0.605。我们旨在探讨基于大量基线数据的机器学习的方法是否能更有效地评估HCM患者的SCD风险。研究方法:分析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阜外医院住院的1282例HCM患者。收集临床基线资料,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构建逻辑回归模型、决策树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随机森林模型和K最近邻模型,并与传统HCM-risk-SCD模型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这些患者由机器随机分为训练集（70%）和验证集（30%）。训练集包括897例HCM患者[52±13岁,男性占69.5%]。验证集包括385例患者[52±12岁,男性占67.3%]。两个数据集的患者在基线特征上无显着差异（P>0.05）。平均随访6.3±3.2年,48例（3.7%）HCM患者发生SCD事件。而在5年随访期内,共29例（2.3%）发生SCD,其中训练集中20例（20/897,2.2%）患者发生SCD,验证集中9例（9/376,2.3%）患者出现SCD。评估六种机器学习模型时发现,随机森林模型在分别随访1年、2年、3年、4年和5年的验证队列中,模型预测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均最高,分别是 0.719、0.821、0.840、0.826 和 0.871,5 年平均 AUC是0.815。HCM-risk-SCD模型在随访1年、2年、3年、4年和5年的AUC分别是0.629、0.610、0.612、0.630和0.572,平均 AUC 是 0.611。HCM-risk-SCD 的预测效果均劣于随机森林模型。随机森林模型在5年内的预测SCD风险的最佳截点值是0.272,其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是0.778、0.848和0.764。在随机森林模型中,特征重要性排名前15位的SCD预测因素依次是NT-proBNP升高、FT4升高、血肌酐升高、左心室射血分数降低、碱性磷酸酶升高、高龄、总胆固醇升高、使用利尿剂、心率降低、最大室壁厚度增加、最大左心室流出道压力阶差降低、甘油三酯降低、乳酸脱氢酶升高、左心房内径扩大和心房颤动。我们根据随机森林模型预测的 SCD 风险,将患者分为四组,Q1,<0.1;Q2,0.1-0.14;Q3,0.14-0.22;Q4≥0.22。四组患者的生存曲线具有显着差异（Log-rank P<0.0001）。由于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生存曲线相似,我们将这两组合并为一组,将患者的风险重新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这三组患者的生存差异同样存在（Log-rank P<0.0001）。在随机森林模型中,有38例HCM-risk-SCD模型中预测的中高危SCD患者（模型评分≥4%）被重新归为随机森林模型的低危患者（HtoL组）,有64例低危患者（模型评分<4%）被重新归类为随机森林模型的高风险患者（LtoH组）。这两组患者在5年随访期间,生存差异虽然没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15）,但LtoH组与HtoL组相比,长期生存率有降低趋势。研究结论:相比于HCM-risk-SCD模型,机器学习模型能更准确地预测HCM患者的SCD风险,其中随机森林模型预测效果最优。利用随机森林算法有助于精准识别适合ICD植入的HCM人群,降低患者及社会的医疗负担。第二部分QTc间期和V4-S波与肥厚型心肌病患者ICD恰当治疗的相关性研究目的和内容: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患者出现室性心律失常可引发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目前的SCD预测模型包括多个基线变量,但是没有使用心电图指标。本研究旨在评估接受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置入的 HCM 患者的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ECG）指标对发生ICD恰当治疗的预测作用。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共连续入选164例接受ICD植入的HCM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测量并记录ECG参数。QT间期校正（QTc）的公式采用Bazett’s公式,V4-S波宽或深即V4导联S波增宽或加深,定义为V4导联S波时限延长或振幅加深（时限>50ms和/或振幅>0.6mV）。研究终点是至少一次由室性心动过速（ventricular tachyarrhythmia,VT）或心室颤动（ventricular fibrillation,VF）触发的ICD恰当治疗,包括抗心动过速起搏（anti-tachyarrhythmia pacing,ATP）和电除颤。研究结果: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共有149例HCM患者（平均年龄53±14岁,男性占69.8%）进入后续的研究分析。在中位随访2.9（1.7-5.6）年期间,共有47例（31.5%）患者发生了 ICD恰当治疗。在心电图指标上,接受ICD治疗患者有V4-S波宽或深的比例（63.8%）明显高于无ICD治疗患者（42.2%）（P=0.021）。而且,接受ICD治疗患者的QTc间期（464±56ms）也明显长于无ICD治疗的患者（436±36ms）（P=0.003）。在调整混杂因素后,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V4-S波宽或深（风险比1.955,95%置信区间 1.017-3.759,P=0.045）和 QTc 间期延长（风险比 1.014,95%置信区间1.008-1.021,P<0.001）均是HCM患者发生ICD恰当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urve,ROC）显示,QTc间期预测ICD恰当治疗的最佳截点值是464ms,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是0.658（95%置信区间0.554-0.762,P=0.002）。V4-S波宽或深预测ICD恰当治疗的ROC曲线的 AUC 是 0.608（95%置信区间 0.511-0.706,P=0.034）。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QTc>464ms的患者在长期随访期间,发生ICD恰当治疗的风险明显高于QTc<464ms的患者（Log-rank P<0.0001）。同样地,ECG上V4导联有S波宽或深的患者的ICD恰当治疗风险明显高于没有出现宽或深的S波的患者（Log-rank P=0.009）。亚组分析显示QTc≥464ms+V4-S波宽或深的HCM患者发生ICD恰当治疗的风险最高（Log-rank P<0.0001）。同时,我们也验证了肥厚型心肌病猝死风险模型（HCM-risk-SCD）评分在我们队列中的预测效能（风险比1.110,95%置信区间1.003-1.229,P=0.043）。在HCM-risk-SCD模型中加入QTc间期和V4-S波,新模型的预测效果明显提升,净重新分类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ndex,NRI）是0.302。研究结论:在接受ICD植入的HCM患者中,QTc间期延长和V4-S波宽或深是ICD恰当治疗的独立预测因素。QTc≥464ms、S波宽或深的患者发生ICD恰当治疗的风险均较高,两者皆有的患者的风险最高。在广泛被临床应用的HCM-risk-SCD模型中加入这两个变量后,新模型的预测效果明显提升。第三部分心脏超声指标预测置入起搏器的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研究目的和内容: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患者常伴有左心房扩大,左心房内径（left atrial diameter,LAD）也往往和HCM患者的预后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超声心动图测量的LAD和左心室舒张末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LVEDD）与成人HCM患者接受起搏器植入手术后全因死亡的远期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本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分析自2002年11月-2013年6月在阜外医院因症状性心动过缓接受普通起搏器植入的94例成人HCM患者,随访期间未接受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和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植入。终点事件是全因死亡。研究结果:76例患者（57.6±15.2岁,女性占51.3%）有LVEDD记录,其中74例（58.1±14.9岁,女性占52.7%）有LAD记录,。一般资料显示HCM患者最常见的合并症是心房颤动,占总人群的41.9%;其次是高血压,占28.4%。根据受试者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LAD 和 LVEDD 预测 HCM 患者全因死亡的最佳截点值分别是44mm和43mm。与LAD<44mm的患者相比,LAD≥44mm患者的心房颤动比例明显更高（57.1%vs.32.6%,P=0.038）,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的比例临界偏低（35.7%vs.56.5%,P=0.082）,LVEDD明显更大（48.3±6.5mm vs.43.7±5.9mm,P=0.003）。LAD≥44mm 的 HCM 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更低（59.9±10.5%vs.65.0±7.0%,P=0.027）,服用了更多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6.4%vs.19.6%,P=0.014）。LVEDD>43mm患者的LAD更大（43.8±8.4mm vs.38.3±5.4mm,P=0.003）,左心室射血分数更低（61.2±8.9mm vs.66.1±7.4mm,P=0.016）。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中,LAD≥44mm和LVEDD≥43mm均与全因死亡率显着相关（Log-rank P<0.05）。在平均随访7.1±3.4年期间,13例LAD≥44mm的患者死亡（其中一例接受心脏移植）,5例LAD<44mm的患者死亡;17例LVEDD≥43mm的患者死亡（其中一例接受心脏移植）,1例LVEDD<43mm的患者死亡。在Kaplan-Meier生存分析中,LAD≥44mm和LAD<44mm的患者的累积生存风险具有显着差异（Log-rank χ2=8.836;P=0.003）。同样地,相比于LVEDD<43mm的患者,LVEDD≥43mm的患者有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Log-rank χ2=5.285;P=0.02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后,LAD≥44mm（风险比3.58,95%置信区间1.055-12.148,P=0.041）是全因死亡风险的独立预测因素,而LVEDD≥43mm与全因死亡风险无显着相关性（风险比4.141,95%置信区间0.472-36.352,P=0.200）。研究结论:在植入起搏器的HCM患者中,LAD≥44mm是全因死亡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
井然[7]（2021）在《18F-FDG PET心脏功能评估对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置入患者室性心律失常事件预测作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室性心律失常是（Ventricular Arrhythmia,VA）是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主要原因之一。对VA风险的准确预测和早期发现是预防SCD发生的重要策略之一。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作为评价心脏功能的影像学指标,常常用于识别SCD高危风险,但其对VA预测能力较弱。多种心脏疾患导致的心室复杂或异常的解剖结构,心肌病变或瘢痕等病理状态为VA提供了触发因素和维持基质,更导致了心脏功能的异常。18氟-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18F-FDGPET）基于其代谢性示踪剂的特殊效能,在影像学评估心脏整体及局部功能中显示独特优势。本研究拟利用18F-FDG PET,对置入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的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探究研究期内发生VA事件患者心脏功能的影像学特征,探讨基于18F-FDG PET的心脏功能评估预测VA发生的可能性,为VA乃至SCD的有效防治提供新技术途径。研究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从2017年11月至2019年1月由阜外医院纳入拟植入ICD的患者。所有患者在术前进行99m锝-甲氧基异丁基异腈（99mTc-MIBI）门控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18F-FDG PET检查。图像分析采用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17节段分析法。ICD术后每6～12个月,或必要时对患者进行随访。通过对ICD程控或追踪医疗记录明确VA事件。分析图像各参数结果与VA发生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本部分研究纳入51例患者（33名男性,53.9±17.2岁）,在平均随访12.2±6.4月（所有患者随访时间在1个月～2年）后有17例患者（33.3%）发生了 VA,其中共有57人次室性心动过速（其中39阵接受抗心动过速起搏治疗,15阵接受电击治疗后转复）及5人次心室颤动（均系ICD电击治疗后转复）。与无VA事件患者相比,VA患者的相位标准差较大（51.4°±14.0°vs.34.0°±15.0°）、带宽更宽（172.9°±39.8°vs.128.7°±49.9°）、总室壁增厚率评分更高（Sum Thickening Score,STS,29.5±11.1 vs.17.8±13.2）、总室壁运动评分更高（42.9±11.5 vs.33.0±19.0）及瘢痕面积（17.7±12.4%vs.7.0±7.9%）较大。其中 14 名患者同时进行了 SPECT/18F-FDGPET及心脏核磁检查,将两种检查进行对比,18F-FDG PET识别瘢痕与心肌钆对比剂延迟显像增强中等相关（McNemer检验P=0.5;Kappa系数为0.44,P=0.047）。Cox回归分析示相位标准差、带宽、STS及心肌瘢痕与VA相关。利用约登指数计算危险因素参考临界值:相位标准差为36.6°（敏感度58.82%,特异度88.24%）,带宽157.6°（敏感度67.65%,特异度76.47%）,STS 26.5分（敏感度63.64%,特异度73.33%）,瘢痕面积9.5%（敏感度64.71%,特异度76.47%）。相位标准差、带宽、STS及瘢痕面积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0.73,0.72和0.71。VA事件生存曲线提示患者合并危险因素越多发生VA风险越高,合并4项,1～3项及未合并危险因素的风险分别为 64.7%,26.3%及 6.67%（logrank P=0.0011）。研究结论对置入ICD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VA事件发生者心脏功能的18F-FDGPET评估影像学具有心脏不同步增加、STS较高以及心肌瘢痕面积较大等重要特征。18F-FDG PET心脏功能评估上述三项指标独立或合并存在,提示患者VA风险程度,具有VA发生的预测作用。研究背景评估室性心律失常（Ventricular Arrhythmia,VA）患者心肌特点,对于发现室性心律失常危险因素,预防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及选择恰当的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Fibrillation,ICD）适应证患者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致病病因不同,心肌基质不均一性等,对有VA风险患者的心肌评价既应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考虑,也要进行节段性分析。本研究旨在通过18氟-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18F-FDG PET）评估节段性室壁增厚率对ICD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预测价值。研究方法 本部分研究纳入56名拟植入ICD的患者。术前均行99m锝-甲氧基异丁基异腈（99mTc-MIBI）门控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心肌显像和18F-FDG PET心肌代谢显像。图像通过美国心脏协会推荐的1 7节段分析法,应用QGS软件获得室壁增厚率（Wall thickening,WT）,室壁厚度（Wallmotion,WM）,左室舒张末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Volume,LVEDV）,左室收缩末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Volume,LVES V）,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应用QPS软件自动算法量化分析心肌瘢痕及冬眠心肌面积等指标。患者在植入ICD后每6-12个月进行定期随访,或当患者接收ICD治疗或必要时对患者进行额外随访。观察患者发生VA的情况,分析患者SPECT/18F-FDG PET心肌影像学特点与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在分析的56例患者（40名男性,54.7±16.8岁）中,18例（32.14%）出现VA。对952个节段的局部功能（WT/WM）和心肌活性（正常、不匹配、瘢痕）进行了评估。与无VA组相比,VA组WT正常节段和WM正常节段比率明显降低（分别为19%vs.37%,15%vs.25%,均P<0.001）,WT消失节段和反向运动节段发生率明显升高（分别为28%vs.12%,9%vs.4%,P<0.001,P<0.05）。依据节段活性分层,VA组患者灌注正常节段中WT正常节段比率偏低（30%vs.44%,P<0.05）,WT消失节段的比例较高（18%vs.8%,P<0.001）,且上述分布情况在冬眠心肌组（11%vs.33%,33%vs.16%,P<0.001,P<0.05）,及心肌瘢痕组（3%vs.14%,44%vs.24%,P 值均<0.001）一致。WM节段分布显示,无 VA 患者心肌瘢痕节段中正常WM节段比率更高（14%vs.0%,P<0.001）。以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节段性心肌SPECT/18F-FDG PET影像学特点显示,WT及心肌瘢痕（OR,1.513,95%CI 1.014-2.258,P=0.043）与 VA 的发生有关。WT 分数越高,发生 VA风险越大（1 至 3 分时 OR 和 95%CI 分别为 1.873[1.111-3.156],2.587[1.470-4.554]和4.907[2.596-9.276]）。分析患者整体心肌特点,Cox回归分析显示,室壁增厚率总评分（Sum Thickening Score,STS）分数越高,瘢痕面积越大,VA发生率越高（HR分别为 1.049[1.003-1.097]及 1.040[1.003-1.079]）。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WT消失的患者更易发生VA,无论伴或不伴瘢痕（P=0.002或P<0.001）。存在心肌瘢痕者合并WT异常更易发生VA（P=0.004）,然而若WT正常,心肌瘢痕存在与否患者的预后无显着差异（P=0.668）。研究结论本研究利用18F-FDG PET对拟置入ICD患者节段性评估WT,可在STS评估心脏整体功能的基础之上更好的评估局部功能,以综合评估整体和局部心功能。此外本研究还发现,WT的评估有助于心肌瘢痕更好地识别存在VA高风险患者。
贾晨悦[8]（2021）在《符合适应症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未植入ICD的原因分析及其对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在现有经济社会条件下符合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适应症的低射血分数心力衰竭患者未植入的原因及进一步改善措施,并评价ICD在预防低射血分数心力衰竭患者心脏性猝死（SCD）中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三科住院LVEF≤35%、符合ICD植入适应症（包括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的心力衰竭患者,依据是否植入ICD/CRT-D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通过查阅住院病历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化验检查及治疗数据,通过医疗记录及电话随访明确对照组患者未植入ICD的原因,分析不同原因分别在符合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适应症但未植入ICD患者中的占比;通过电话随访获得患者的生存情况,以发生全因死亡或随访截止日期（2021年1月1日）为观察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曲线,以研究对于符合ICD植入指征的慢性心衰患者,有无植入ICD对其预后的影响。结果:1.共98例患者入选,95例患者完成随访,3例患者失访,失访率3.1%。完成随访的95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39（3～59）个月。以患者是否植入ICD/CRT-D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者27例,对照组患者68例,总体ICD/CRT-D植入率为28.4%。治疗组中符合ICD二级预防适应症患者16例（59.3%）,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11例（40.7%）;对照组中符合ICD二级预防适应症患者23例（33.8%）,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45例（66.2%）,符合ICD二级预防适应症患者治疗组多于对照组,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治疗组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在相同优化心力衰竭治疗基础上,抗心律失常药物胺碘酮治疗组使用率（96.3%）明显高于对照组（3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入院心功能分级（NYHA）等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通过病历系统及电话随访,未植入ICD原因主要分为主管医师未建议ICD治疗方案和建议后患者不接受两大类。对于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植入率为19.6%,主管医师未建议ICD治疗方案占51.8%,建议后患者不接受占28.6%;对于符合ICD二级预防适应症患者,植入率为41%,主管医师未建议ICD治疗方案占7.7%,建议后患者不接受占51.3%。对于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医师建议率低且患者植入率低,对于符合ICD二级预防适应症患者,医师建议率高且患者植入率高。3.完成随访的患者中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56例,治疗组11例（19.6%）,对照组45例（80.4%）。治疗组和对照组1年死亡率分别为0.0%和6.7%（P=0.386）,治疗组较对照组1年死亡率下降6.7%;2年死亡率分别为9.1%和11.1%（P=0.827）,治疗组较对照组2年死亡率下降2.0%。4.完成随访的患者中符合ICD二级预防适应症患者39例,治疗组16例（41.0%）,对照组23例（59.0%）。治疗组和对照组1年死亡率分别为12.5%和17.4%（P=0.660）,治疗组较对照组1年死亡率下降4.9%;2年死亡率分别为18.8%和26.1%（P=0.574）,治疗组较对照组2年死亡率下降7.3%。结论:1.具有植入ICD适应症的心力衰竭患者,ICD的总体植入率偏低。未植入的原因分为主管医生未建议ICD治疗方案和建议后患者不接受两大类,对于符合ICD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医师建议率低且患者植入率低,为提高患者生存率,应提高医生对ICD一级预防的关注度及普及患者对其认识。2.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符合ICD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ICD的植入有降低该类患者死亡率的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可能需进一步扩大研究例数和随访时间。
何浪,陈志平,金晶,陈志斌,王浩,付蕾,孙国建,沈法荣[9]（2020）在《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单中心三年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对单中心3年内所有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患者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方法纳入2016年12月至2020年8月在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植入S-ICD的所有患者,统计并分析植入适应证、术前体表心电图筛查、术中麻醉方式和效果、除颤阈值（DFT）测试、并发症及术后随访情况。结果共成功植入S-ICD 11例,其中3例（27.3%）为移除原经静脉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TV-ICD）后改植入S-ICD;均为男性,年龄12～68（39.7±15.3）岁,体重指数（24.0±3.9） kg/m2;随访时间1～44（19.2±16.8）个月。手术时间（69.0±19.1） min,术中测试除颤阻抗（53.6±8.0） Ω,室性心律失常诱发后诊断至成功除颤时间（12.9±1.7） s。1例患者（9.1%）行局部麻醉,术后疼痛评分（VAS）6分;10例（90.9%）行局部麻醉+静脉镇静,VAS（3.0±0.9）分。所有患者未发生严重并发症。随访发现:识别室性心律失常事件[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VT/VF）]并正确治疗2例,识别VT/VF因自行终止而未治疗1例,出现误感知但未治疗1例。结论 S-ICD为年轻的猝死高风险患者及移除TV-ICD需再次植入患者的适应证之一,术中局部麻醉联合静脉镇静安全有效,诱发VF时间延长至8 s可能有助于成功DFT测试。
华伟,张澍[10]（2020）在《推广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国内应用：砥砺前行正当时》文中研究说明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S-ICD）适用于无法通过传统静脉方式植入除颤导线的患者。2020年美国心律学年会上公布的PRARTORIAN研究和UNTOUCHED试验进一步证实了S-ICD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尽管我国应用起步较晚,国内同仁一直积极开展S-ICD临床应用,以累积相关循证依据。我们应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继续推广S-ICD在国内的应用,希望更多有适应证的心脏性猝死高危风险患者因此获益。
二、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临床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临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3）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术后电风暴预测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术后电风暴治疗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在心肌梗死后心脏性猝死患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SCD的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 |
| 1.1 流行病学 |
| 1.2 发病机制 |
| 2 ICD在SCD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
| 2.1 SCD的一级预防 |
| 2.2 ICD治疗指南的变迁 |
| 2.3 ICD在心肌梗死后SCD患者中的应用 |
| 2.3.1 可穿戴式ICD |
| 2.3.2 全皮下ICD |
| 3 讨论 |
（5）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及全因死亡预测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关键词) |
| ABSTRACT(Keywords)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体质指数对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患者预后的影响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研究的优势及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体质指数对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非缺血性心肌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研究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患者的全因死亡预测列线图的开发和验证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研究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非缺血性心肌病心脏性猝死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语表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临床预后及其预测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预测中国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猝死风险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未来展望 |
| 6 局限性 |
| 7 研究结论 |
| 8 第一部分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QTc间期和V4-S波与肥厚型心肌病患者ICD恰当治疗的相关性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局限性 |
| 6 研究结论 |
| 7 第二部分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心脏超声指标预测置入起搏器的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5 局限性 |
| 6 研究结论 |
| 7 第三部分参考文献 |
| 综述: 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血栓栓塞风险及抗凝管理进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18F-FDG PET心脏功能评估对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置入患者室性心律失常事件预测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基于~(18)F-FDG PET的心脏功能评估对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置入患者室性心律失常事件的预测作用 |
| 研究背景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基于~(18)F-FDG PET节段性分析室壁增厚率对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置入患者室性心律失常事件发生的预测价值 |
| 研究背景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总结 |
| 研究结论 |
| 创新性 |
| 局限性 |
| 文献综述 核心脏病学对心脏性猝死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中英文缩略词索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符合适应症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未植入ICD的原因分析及其对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慢性心力衰竭心脏性猝死的预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的临床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两种麻醉方式在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围术期安全性的单中心经验[J]. 韩亚凡,汤宝鹏,王菲菲,周贤惠,张疆华,邢强,祖克拉·吐尔洪,芦颜美,张玲,李耀东.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2021(05)
- [2]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1）[J].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2021(04)
- [3]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术后电风暴预测因素分析[D]. 朱利芬. 遵义医科大学, 2021(01)
- [4]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在心肌梗死后心脏性猝死患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J]. 康玉萍. 医疗装备, 2021(11)
- [5]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及全因死亡预测模型的研究[D]. 周彬.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6]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临床预后及其预测因素[D]. 张妮潇.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7]18F-FDG PET心脏功能评估对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置入患者室性心律失常事件预测作用的研究[D]. 井然.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02)
- [8]符合适应症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未植入ICD的原因分析及其对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D]. 贾晨悦. 河北医科大学, 2021(02)
- [9]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单中心三年经验[J]. 何浪,陈志平,金晶,陈志斌,王浩,付蕾,孙国建,沈法荣.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2020(06)
- [10]推广全皮下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国内应用：砥砺前行正当时[J]. 华伟,张澍. 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