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镕基表示将尽快制定纳米技术发展计划（论文文献综述）
陈大鹏,吴舒钰,李稻葵[1]（2021）在《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经验和对新发展阶段的启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文中指出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历程,论述中国对外开放从基于知识学习和技术引进的"单向开放",转向基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经贸双向开放",再到基于规则、体制、理念双向交流互鉴的"制度型开放",逐步发展升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总结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经济学经验,强调开放的核心是学习,各类市场主体在学习中转变思想、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开放需要政府精心管理和引导。这些经验对于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建议,保持和扩大知识开放,发挥各类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功能,积极主动对接和引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同时妥善管控各类风险。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李波[3]（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宋建欣[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指出“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王静宜[5]（2020）在《评价理论视角下国际关系文本汉译英中态度资源的再现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第六章第3-5节）的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翻译实践报告材料节选自贺双荣主编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一书中第六章（第3—5节）的内容,所选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语言严谨准确,叙述性语言较多,尽管较少地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但是该文中的态度资源还是较为充分的,这也是在翻译该文本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那译者是否能够准确地将态度资源准确识别出来并对其进行准确的理解与翻译,则对该文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译者应对该书的原文有着充分并深刻地理解,并将作者的态度资源准确地传达出来。译者根据评价理论视角下态度资源的分类,将态度资源分成了情感资源、判断资源和鉴赏资源。通过用态度资源所包含的情感资源、判断资源和鉴赏资源进行分类,采用相关的翻译理论和技巧对译文进行剖析与加工,力求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提高译文的可读性。通过本次翻译实践,笔者加深了对信息型文本的了解,并熟练掌握了与之相关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在对此次翻译实践进行总结反思后,希望为今后此类文本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
张丽[6]（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陈慈航[7]（2019）在《美国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回顾、评析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南海问题升级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倡导“基于规则的秩序”所引发的地区规则之争。“南海行为准则”作为地区唯一的多边规则框架和议题机制重要性凸显,也是美国外交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抓手。在南海地区局势和地区秩序发生潜在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分析“行为准则”议题的未来走向,尤其是中美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的规则制定权与议程设置权等软实力的博弈,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南海政策背后的逻辑,以研判未来南海局势与地区秩序的走势,并做出积极应对。本研究主体部分共包括八章内容。第一章概述了“行为准则”的起源、磋商进程及直接相关方的立场政策。第二章分析解读了“行为准则”的法律框架及现有的草案文本。第三章回顾了美国政府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演进。第四章阐释了“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公开介入“行为准则”问题的主要方式与策略。第五章剖析了“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公开介入“行为准则”问题的动因、特点并评估了其政策实效。第六章比较分析了中美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第七章研判了“行为准则”磋商的前景及美国的政策走势。第八章从战略、政策和策略层面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行为准则”作为地区国家数十年来凝聚共识的唯一多边规则框架和议题机制,有望成为地区秩序构建的核心机制性架构,与地区权力架构共同塑造未来南海局势及地区秩序走向;第二,纵向看,冷战后美国对包括“行为准则”在内的南海问题的关注逐步加深,在奥巴马执政之前主要以间接介入手段为主,而在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下开始公开直接介入南海问题,并干预“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第三,横向上,美国两党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呈现差异,共和党注重硬实力尤其是包括“航行自由行动”在内的军事手段对中国加以制衡和威慑,民主党则更加注重通过外交手段包括干预“行为准则”等议题介入南海局势;第四,中美在“行为准则”问题上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关于地区规则制定问题的竞争与互动关系,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举措得当,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成效;第五,中国很大程度上能够借助“行为准则”从多边机制和外交层面弱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仍需关注南海地区权力架构层面的不利因素,妥善管控南海局势,并寻求早日和平解决南海问题,防止其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的中的重大阻碍。
周辉[8]（2014）在《我国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文中提出这几年,关于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的研究持续升温,涉及社会学、老年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医学等众多领域。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且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但是当前我国在老年生活保障体系方面的建设相对滞后,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比如收入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保障水平不高、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等。我国目前养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养老服务的重视度还不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我国只是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无锡市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在中国居于前列的地级市,在全国属于较早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城市,其老年生活保障体系建设也相对比较完善。但即使是制度建设比较完善的无锡在这方面也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本文认为,借鉴无锡的经验,我国应该把传统的以提供“现金保障”为主的老年生活保障体系扩展为“现金+服务”的综合性的保障体系。老年生活保障体系主要包括老年收入保障、老年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政策三个大的方面的内容。老年收入保障是指能够给老年人带来收入或者减少支出的政策,所以严格来说,作为以减少就诊者医疗支出为目的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属于老年人收入保障的一部分,但是又不仅仅是与收入相关,因此本论文中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分析。老年收入保障政策的体系比较大。世界银行曾经提出了所谓的“五支柱”模式,对许多国家老年收入保障体系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养老保险、非缴费型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储蓄政策、养老补贴政策等都属于此类,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养老保险政策。无锡市的养老保险政策目前比较完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实现了统筹,但是保障水平还需要提高,而且也没有实现居民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的统筹。除此之外,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很匮乏,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收入来源更为单一,这在进一步的城乡统筹中需要得到重视。老年医疗保障政策最重要的方面是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无锡市在这些方面基本与全国的主体政策保持一致。不过无锡在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方面的步伐也是比较快的,在3年前就建立起了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体系。不过在无锡的调研中我发现,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是很多老年人关注的重点问题,城乡老年人在医疗资源获取方面也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现在的医疗保健体系没有专门针对当前我国不断加深的老龄化态势进行制度调整,这方面需要向日本学习。另外,对于老年人而言,医疗体系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社区医疗体系的发展,由于老年人患病多以慢性病为主,对自己的病情很熟悉的老年人不需要经常去大医院,所以加强社区医疗体系建设对于老年人而言很有意义。社区医疗体系的建设完善对于医疗保健的城乡统筹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而言,大医院离他们有点遥远,村里的小诊所或者乡镇的小医院如果能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养老服务体系包括生活照料服务、精神慰藉、医疗护理（特别是长期照护）、紧急救援、老年人的社会优待和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无锡市这几年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日趋完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属前列,并且这两年正在加速推进养老机构的建设;社区养老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大多数社区和村镇都建起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此外,无锡市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急救援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农村老年人享受到的养老服务的内容、水平、质量都不及城市老年人。无锡市的实践给我们提供的最大启示就是一定要加快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近几年社会大众的反映来看,养老服务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期盼。我国以前建立的是一种以提供现金保障为主的老年生活保障体系。但是这种制度设计随着社会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起“现金+服务”的新型综合性老年生活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要格外重视城乡养老服务体系的统筹发展问题。我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发展是在面临沉重社会压力的情况下逐步完善的,而养老服务体系应该吸取教训,从现在开始就重视其城乡统筹发展。在统筹城乡的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在管理体制和制度机制方面做出创新。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该承担主导责任,但是不能统管一切,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要得到重视。从管理体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目前无锡市老龄工作主要由无锡市老龄工作委员会负责,市属各单位协调配合,目前来看这一体系运作比较顺畅。但是多部门协调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调动资源,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各自为政,而各自为政或消极应对的根源往往都与部门利益有关。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之下,又必须要依靠多部门的配合,否则有些事情就搞不下去。应对之策除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削减各部门的权力也是必要的。当资源不完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自然也就摆脱了对于某些部门的过度依赖,更有利于工作地开展。目前无锡市在老年生活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尝试引入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意味着政府正在重新定位自己在老年生活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目前农村老年人在享受到的生活照料、养老补贴、精神文化生活、紧急救援等各方面都落后于城市,统筹城乡的老年生活保障体系建设离不开这些方面的统筹发展。
周军[9]（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洪金梅[10]（2014）在《《人民日报》对三任总理的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常态与非常态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国家中占据着领导地位,其一言一行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举手投足都会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由此,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呈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传播体制决定了国内其他媒体在报道国家领导人方面不具优势,《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人民日报》毫无疑问是总理形象呈现的绝佳平台。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必然是主流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呈现载体,人们对媒体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报道有一个宏观层面的概念,但涉及到具体问题的微观层面,却没有进一步的探究,或是忽视了这一层面。国家领导人媒介形象呈现的重要性促使媒体在报道时必须要深思熟虑,采用了何种报道方式、使用什么语言写作都会影响呈现出来的媒介形象。本文基于常态、非常态两个维度,对《人民日报》关于三任总理的形象呈现进行研究,分析、比较、提炼、总结《人民日报》对三任总理报道的理路、方式方法,并对比研究报道中的共性和差异。通过对样本的深入研究,发现：常态下《人民日报》关于总理形象的呈现方式主要表现在：一、特殊时期重点呈现,二、重要版面占领舆论高地,三、“仪式化”的信息传送三个方面：非常态下《人民日报》关于总理形象的呈现方式主要表现在：一、细节描写提升报道生命力,二、运用图片的视觉冲击力直击人心两个大方面。与此同时,对比研究常态和非常态下《人民日报》关于三任总理的报道,得出：一、常态和非常态维度下呈现的总理形象不同,常态下,更多的是体现总理去个人化的“代言人”形象；非常态下,则表现为回归个体的“另面总理”形象。二、常态和非常态维度下呈现总理的框架不同,从体裁的运用情况、表述的方式、细节的处理上进行了分析。最后,论文结合前文对《人民日报》关于总理形象呈现的具体分析以及当下多样化传播渠道的现状,由点及面,试图探讨主流媒体呈现领导人形象问题。从报道理念上：重视领导人的品牌魅力形象呈现；技术运用上：新媒体全方位呈现领导人形象；报道内容上：“三贴近”从情感上拉近距离这三个方面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二、朱镕基表示将尽快制定纳米技术发展计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朱镕基表示将尽快制定纳米技术发展计划（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经验和对新发展阶段的启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历程 |
|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基于知识学习和技术引进的“单向开放” |
| 1.大力购置引进外文书刊 |
| 2.吸引留学生归国工作 |
| 3.积极引进外国专家 |
| 4.成套引进国外设备 |
| （二）改革开放后的对外开放：在“经贸双向开放”中提高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
| 1.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学习国际经验推进贸易投资双向开放 |
| 2.更多区域学习经济特区开放经验，主动对接全球市场、资源和规则 |
| 3.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规则体系进一步对接国际标准 |
| （三）新时代的对外开放：在政府的精心管理和引导下，推动中国经济的制度型开放 |
| 1.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
| 2.强调制度型开放，统筹开放和安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
|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经济学总结 |
| （一）开放的核心是学习 |
| 1.企业在对外学习中逐步升级 |
| 2.劳动者通过外资企业树立市场经济思维 |
| 3.政府通过与外资企业互动转变自身角色 |
| （二）对外开放需要政府精心管理与引导 |
| 1.政府注重培育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 |
| 2.帮助微观经济主体及相关地区应对开放带来的负面冲击 |
| 3.引导和约束短期非理性行为，精心管理资本流动，防控金融风险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 |
| 2.1 南海争端的产生根源 |
| 2.1.1 历史因素 |
| 2.1.2 经济因素 |
| 2.1.3 地缘因素 |
| 2.1.4 法律因素 |
| 2.2 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 |
| 2.2.1 岛屿主权问题 |
| 2.2.2 海域划界问题 |
| 2.2.3 海洋资源问题 |
| 2.2.4 “航行自由”问题 |
| 2.3 南海争端的现实状况 |
| 2.3.1 域外国家继续干涉 |
| 2.3.2 域内国家磋商合作 |
| 2.3.3 整体局势依然严峻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 |
| 3.1 历史依据 |
| 3.1.1 最早发现与命名 |
| 3.1.2 持续开发与管治 |
| 3.1.3 国际社会的承认 |
| 3.2 法理依据 |
| 3.2.1 相关国际法律 |
| 3.2.2 相关中国法律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 |
| 3.3.2 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 |
| 3.4 实践基础 |
| 3.4.1 晚清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2 国民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3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1978-2012) |
| 4.1 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 |
| 4.1.1 主权宣示与外交抗议 |
| 4.1.2 反对域外大国的干预 |
| 4.2 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 |
| 4.2.1 执行国家海防战略 |
| 4.2.2 发展南海军事力量 |
| 4.2.3 实施军事维权行动 |
| 4.3 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 |
| 4.3.1 开展南海科学考察 |
| 4.3.2 逐步开发南海资源 |
| 4.3.3 修建南海基础设施 |
| 4.4 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 4.4.1 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4.4.2 与南海各国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
| 4.4.3 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机制 |
| 4.4.4 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
| 4.4.5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南海主权权益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 |
| 5.1 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
| 5.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5.1.2 倡导“双轨思路”解决争端 |
| 5.1.3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 5.2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 |
| 5.2.1 升级南海行政建制 |
| 5.2.2 改革海上执法体制 |
| 5.2.3 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
| 5.2.4 加速南海资源开发 |
| 5.3 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 |
| 5.3.1 与南海各国建立多领域务实合作 |
| 5.3.2 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5.3.3 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 5.4 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 |
| 5.4.1 警告与拦截擅闯中国南海的美舰美机 |
| 5.4.2 推动中国同域外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 |
| 6.1.1 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 |
| 6.1.2 顺利完成北部湾的划界 |
| 6.1.3 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 6.1.4 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 |
| 6.2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经验 |
| 6.2.1 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 |
| 6.2.2 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 6.2.3 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6.2.4 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 |
| 6.3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启示 |
| 6.3.1 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合作关系 |
| 6.3.2 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 |
| 6.3.3 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 |
| 6.3.4 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评价理论视角下国际关系文本汉译英中态度资源的再现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第六章第3-5节）的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任务描述 |
| 1.1 任务简介 |
| 1.2 文本分析 |
| 1.2.1 文本外因素分析 |
| 1.2.2 文本内因素分析 第2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翻译文本的选择 |
| 2.1.2 翻译辅助工具的选择 |
| 2.2 翻译计划 |
| 2.3 翻译过程 |
| 2.4 译后事项 |
| 2.4.1 自我审校 |
| 2.4.2 他人审校 第3章 案例分析 |
| 3.1 情感资源 |
| 3.1.1 积极类情感资源 |
| 3.1.2 消极类情感资源 |
| 3.2 问题类型二:判断资源 |
| 3.2.1 赞扬类判定资源 |
| 3.2.2 批评类判断资源 |
| 3.3 问题类型三:鉴赏资源 |
| 3.3.1 肯定类鉴赏资源 |
| 3.3.2 否定类鉴赏资源 第4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中的难点和翻译策略 |
| 4.2 翻译中的不足与反思 参考文献 附录1:原文与译文 致谢 |
（6）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 一 身份定位 |
| 二 互信缺乏 |
| 三 历史积怨 |
| 四 西方舆论 |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美国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回顾、评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一 研究问题的背景 |
| 二 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的内容与目标 |
| 五 研究方法 第一章 “行为准则”磋商缘起、进程与各方政策立场 |
| 一 “行为准则”磋商缘起 |
| (一)倡议背景：地区“权力真空”与南海局势的新变化 |
| (二)现实主义解释：运用“均势思维”对华“软制衡” |
| (三)新自由制度主义解释：引导中国接受多边主义协商机制 |
| (四)建构主义解释：通过“东盟规范”对中国进行“社会化”改造 |
| 二 “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
| (一)东盟与中国的初步接洽(1992-1999) |
|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正式磋商与《行为宣言》的签署(1999-2002) |
| (三)《行为宣言》的落实与失效(2002-2009) |
| (四)“行为准则”磋商的重启(2010 年至今) |
| 三 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立场 |
| (一)东盟的政策 |
| (二)激进声索国：菲律宾、越南 |
| (三)“温和声索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尼 |
| (四)特殊的“中立国”：新加坡 |
| (五)其他非声索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 |
|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行为准则”法律框架与核心争议 |
| 一 “行为准则”现有草案 |
| (一)1998-1999 年中国与东盟草案 |
| (二)2012 年东盟国家公开讨论的三份草案。 |
| 二 “行为准则”法律框架 |
| (一)促进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与安排 |
| (二)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 |
| (三)保持自我克制 |
| (四)建立信任措施 |
| (五)功能性合作 |
| (六)协商原则 |
| (七)尊重航行与飞越自由 |
| 三 “行为准则”的核心争议 |
| (一)争议根源：南海地区的规则缺位与规则冲突 |
| (二)争议的焦点问题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美国政府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演进 |
| 一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概述 |
| (一)“积极中立”政策的实质及影响 |
| (二)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战略布局与政策举措 |
| 二 克林顿政府：原则支持东盟与非官方介入 |
| (一)官方层面：原则支持东盟立场 |
| (二)非官方介入：“二轨”层面的理念引导 |
| 三 小布什政府：政治军事举措的间接影响 |
| (一)美国初步重返东南亚为地区局势埋下隐患 |
| (二)加速南海军事活动常态化损害《行为宣言》的遵守 |
| 四 奥巴马政府：直接官方外交介入 |
| (一)美国公开介入的背景 |
| (二)美国国内的论争与歧见 |
| (三)奥巴马政府基本政策立场 |
| 五 特朗普政府：以武力威慑为主的政策 |
| (一)重视美国在南海的实质利益关切而非国际法和规则维度 |
| (二)强化军力建设并将武力威慑作为南海政策的核心手段 |
| (三)威慑举措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美国公开介入“行为准则”问题的方式与策略 |
| 一 美国对其公开介入的“合法化” |
| (一)明确其“利益攸关者”身份 |
| (二)将“行为准则”置于其“基于规则的秩序”之理念之下 |
| 二 激化局势并主导国际话语权凸显制定规则的重要性 |
| (一)军事上强化在地区的常规存在与轮换部署 |
| (二)外交和舆论上“拉偏架”向中国施加压力 |
| 三 对东盟及其成员国施加影响 |
| (一)美国积极支持东盟在南海议题上的“中心地位” |
| (二)美国借助东盟相关机制对协商进程施加影响 |
| (三)美国鼓励东盟内部率先就“行为准则”草案达成一致 |
| 四 国会的角色及作为 |
| (一)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压力 |
| (二)专门提交决议案推动政策“法律化”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美国公开介入的动因、特点及实效 |
| 一 美国的政策动因 |
| (一)“再平衡”战略对于地区规则和秩序的高度重视 |
| (二)利用规则约束中国并巩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关系 |
| (三)是“合法”介入“行为准则”并平衡自身角色 |
| 二 美国的政策特点 |
| (一)通过“全政府联动方式”执行其政策 |
| (二)力主“协同性外交”路径展开磋商 |
| (三)以“调解者”之名行主导者之实 |
| (四)政策高开低走 |
| 三 美国的政策实效 |
| (一)强化了菲律宾、印尼等国的角色 |
| (二)一定程度上推动东盟内部立场渐趋统一 |
| (三)对中国的政策调整产生影响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美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
| 一 中美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
| (一)两国在“行为准则”问题上议题身份决定其基本价值取向 |
| (二)中美在南海的利益关切形塑其对“行为准则”的预期 |
| (三)政策偏好影响两国对“行为准则”的认知 |
| (四)两国认知差异的具体呈现 |
| 二 中美围绕“行为准则”问题展开的政策互动 |
| (一)第一阶段(2010.07-2012.07)：美国外交介入与中国维权力度趋强 |
| (二)第二阶段(2012.08-2014 年底)：美国全面介入与中国维权维稳“双轮驱动” |
| (三)第三阶段(2015年初至今)：中国的反制与美国外交介入的 |
| 弱化 |
| 三 中美政策互动评析 |
| (一)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 |
| (二)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模式 |
| (三)以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 |
| (四)以身份认同为主要互动效果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行为准则”磋商的前景及美国的政策走势 |
| 一 “行为准则”的磋商前景 |
| (一)“行为准则”框架案文及其突破 |
| (二)影响“行为准则”磋商的因素 |
| (三)“行为准则”达成的困境与阻碍 |
| 二 影响美国政策走势之因素 |
| (一)未来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制度霸权和规范霸权之重视程度 |
| (二)南海及南海问题在美国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及其政策取向 |
| (三)东盟与相关各国对美国介入的接纳程度 |
| (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这一议题上的进展状况 |
| 三 未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
| (一)坚持立场原则的前提下弱化介入 |
| (二)政策取向呈现出新的趋势 |
| 本章小结 第八章 中国的应对之策 |
| 一 战略层面：中国和平崛起的示范 |
| (一)更加积极借助“行为准则”塑造南海地区战略态势 |
| (二)将构建负责任大国身份认同与“行为准则”协商紧密联系 |
| (三)通过“行为准则”推动南海地区走向海上良序 |
| 二 政策层面：“双轨思路”下的中国作为 |
| (一)排除域外干扰并合理管控大国竞争 |
| (二)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撑下开展海上合作 |
| 三 策略层面：“中国方案”与“东盟方式”有机结合 |
| (一)中国应从规范和规则的“接受者”向创新者和制定者转变 |
| (二)中国应在规范层面与东盟寻求共识以收互济之效 |
|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致谢 博士期间成果清单 |
（8）我国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老年生活保障的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集体责任与福利共享:德国的社会保险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 |
| 第二节 老年生活保障的多元供给主体 |
| 第三节 “三支柱”和“五支柱”——世界银行的倡议 |
| 第三章 现金保障——我国当前老年生活保障的主体内容 |
| 第一节 我国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分析 |
| 第四章 无锡市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研究 |
| 第一节 无锡市老年收入保障体系 |
| 第二节 无锡市老年医疗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无锡市的养老服务体系 |
| 第五章 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的改革与模式创新——“现金+服务”模式 |
| 第一节 完善“现金保障”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
| 第三节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城乡统筹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人民日报》对三任总理的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常态与非常态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来源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的与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常态下：《人民日报》对总理的呈现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及类目建构 |
| 一、常态与非常态的概念 |
| 二、样本类目的建构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与领导人形象的关系 |
| 一、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 |
| 二、领导人形象的重要性 |
| 三、《人民日报》与领导人形象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关于总理的报道 |
| 一、数量分布 |
| 二、主题分布 |
| 三、版面分布 |
| 四、图片、体裁分布 |
| 五、篇幅分布 |
| 第四节 《人民日报》关于总理形象的呈现方式 |
| 一、特殊时期重点呈现 |
| 二、重要版面占领舆论高地 |
| 三、“仪式化”的信息传送 |
| 第三章 非常态下：《人民日报》对总理的呈现 |
| 第一节 样本的选择及类目建构 |
| 一、样本的选择 |
| 二、类目建构 |
| 第二节 《人民日报》关于总理的报道 |
| 一、版面分布 |
| 二、体裁分布 |
| 三、图片分布 |
| 四、篇幅分布 |
| 第三节 《人民日报》关于总理形象的呈现方式 |
| 一、细节描写提升报道生命力 |
| 二、运用图片的视觉冲击力直击人心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对总理形象呈现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呈现了什么样的总理形象? |
| 一、常态下：去个人化的“代言人”形象 |
| 二、非常态下：回归个体的“另面总理”形象 |
| 第二节 总理形象呈现的框架 |
| 一、常态下：政策叙事框架 |
| 二、非常态下：大众叙事框架 |
| 第五章 反观与阐释：主流媒体关于领导人形象呈现的探讨 |
| 第一节 报道理念上：重视领导人的品牌魅力形象呈现 |
| 第二节 技术运用上：新媒体全方位呈现领导人形象 |
| 第三节 报道呈现上：“三贴近”从情感上拉近距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朱镕基表示将尽快制定纳米技术发展计划（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经验和对新发展阶段的启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J]. 陈大鹏,吴舒钰,李稻葵. 国际经济评论, 2021(06)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5]评价理论视角下国际关系文本汉译英中态度资源的再现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第六章第3-5节）的翻译实践报告[D]. 王静宜.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6)
- [6]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美国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回顾、评析与展望[D]. 陈慈航. 武汉大学, 2019(06)
- [8]我国老年生活保障体系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D]. 周辉. 南京大学, 2014(04)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人民日报》对三任总理的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常态与非常态的考察[D]. 洪金梅. 安徽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