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核军控领域非政府组织分析

一、析冷战结束后核军控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指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童锦博^[2]（2019）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开始,国际社会就一直处于核武器的阴影之下。直到今天,人们对于核力量的认识依旧是审慎而严肃的。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国际社会面临的核安全困境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核威慑变成了苏联解体后的核扩散,再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对核恐怖主义势力抬头的担忧。与此同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和福岛核事故先后在几个掌握着成熟核技术的国家里发生,动摇了公众对和平利用核能的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球核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核安全治理体系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核安全监管的加强、与核安全相关的国际公约的签署和履行、核安全意识的培育、双边和多边机制的构建及相应的国际合作等。在核安全治理的跨国网络中,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的重要角色正在不断兴起,其与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增进联动,逐渐成为了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特点与优势,积极参与核安全治理,在传播理念、发起倡议、政策制定、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认同感的建构、制度规范的确立和权威信息的提供是非政府组织实现自身价值的范式,推动着其在全球核安全治理领域内的深入参与,填补了由于国家治理不足而留下的诸多空白。同时,由于核安全问题的专业性以及与部分“高级政治”议题相关联使得非政府组织在参与治理上显得力不从心。非政府组织身份的特殊性加之自身存在的缺陷也让非政府组织有着逐渐被边缘化的可能。从全球层面上看,非政府组织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进一步限制了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过从整体上来说,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核安全危机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核安全问题本身所体现出的整体性、全球性、渗透性等特点,也是需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这不仅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更是世界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贾晓璐^[3]（2018）在《冷战后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文中认为2017年,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又一次获得世界性的关注,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核裁军以及世界和平的期待。冷战的结束并没有降低各国对核力量的追求,核安全困境依然存在,核扩散以及核恐怖主义问题日益严峻,给国际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核裁军任务更加迫切并复杂化。国家行为体是执行核裁军的主体,但是考虑到核武器的威慑和战略意义,往往“只谈防扩散、不谈核裁军”。其次,个人力量有限,很难单独在核裁军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较高的组织性、强目标性、专业性和影响力,在核裁军问题上能够直接与政府对话,还能够结合公众力量,增加核裁军的舆论压力,作用显着,因此研究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对核裁军目标的真正实现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引言部分,在“非政府组织”与“核裁军”内涵的基础上对“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定义,即致力于消除核武器、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武器扩散、设立无核武器区、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核裁军目标的非政府组织。第一章,从产生发展以及分类特点两方面介绍了“核裁军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概况,冷战后,组织类型多样化,组织目标细化,作用方式更倾向于与联合国进行合作;大致可以分为:由核科学家和专门的研究成员组成的科学研究机构、由政府官员、着名科学家、知名人士组成的组织、由某一职业或领域为主组成的职别组织、群众性组织、人员构成复杂的大型非政府组织间联盟五种类型;具有目标性、非营利性、组织性和专业性、相对独立性。第二章,冷战后核裁军领域非政府组织的主张有所发展,具体包括:反对“虚假”核裁军,要求大国做出表率;停止核武器合作与共享,消除核裁军障碍;反对延伸性核威慑,建设无核武器区;“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非法化。第三章,分析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机制:提供数据信息,影响政府以及联合国核裁军行动;分析原因,提供具体核裁军建议;搭建平台,弥补政府间沟通不足;推动达成核裁军共识及核裁军条约;监督核裁军进程以及条约执行;结合舆论力量,增加核裁军压力。第四章,分析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独立性缺失、国际社会对“核裁军”可能性的质疑;外界对其“权威性”的质疑,以及其自身在国家间、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结论部分,在总结以上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核裁军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江天骄^[4]（2017）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当前困境与未来发展前景》文中指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达成20周年却迟迟不能生效,其面临的首要困境在于条约生效所必要的最后8个"附件2"国家间存在长期的地缘政治竞争和互信缺失。各国核政策互相绑定在一起导致在加入条约的问题上出现双边博弈、地区内博弈以及地区间博弈嵌套的复杂环境。此外,条约本身的部分条款和相关制度设计也存在缺陷。尽管是为了提升条约的普遍性,但将条约的生效与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几组地缘政治关系相挂钩很容易导致自我绑架。由于条约生效进程迟滞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已经建成的全球监测网络和计算机模拟技术使得条约生效的意义出现空洞化。考虑到短期内正面解决地缘政治困境存在巨大挑战,今后"名人小组"和"青年小组"将成为继续推动相关进程的主要力量。

高恒建^[5]（2016）在《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961-1976）》文中认为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直接关系国家安全,也对国际关系产生着深刻影响。冷战期间,美苏作为两大阵营对峙的核心,一方面对当时激烈的核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紧张局面负有重要责任,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局面也促使双方有意识地通过谈判达到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局势及两国关系。出于不同目的,美苏两国冷战期间进行了多次内容和目的各异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本文以1961-1976年期间美国所参与的单边、双边与多边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为主题,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利用与美国参加的军控与裁军活动相关的原始解密档案,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行为进行详细梳理。本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四章,具体来说:第一章介绍肯尼迪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参与进行的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这一时期既是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活动的起步阶段,也是国际核军控与裁军事业的萌芽阶段。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建立美苏两国热线的方式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成立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形式来显示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已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为了对他国掌握核武器制造障碍,两国还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第二章论述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快速发展的情况。重点阐述了约翰逊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所取得的典型成果。约翰逊政府一方面顺应国际潮流,与苏联就不扩散核武器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为了防止在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再度出现类似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还主导成立了拉美无核区。该无核区的成立既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时期,核运载工具不断进步,两国都开始大量部署洲际导弹,导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双方形成了互为人质的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军备控制领域,由于空间探测技术和海洋技术的进步,外层空间与海床也被纳入到军控领域。由于担心将海床与外层空间用于部署核运载工具,也为了能在军备竞赛中居于领先地位,两国就海床和太空非军事化达成共识。第三章论述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活动的深化发展。与之前的发展阶段相比,此时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进入到了对两国战略武器数量进行限制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及美国的国内矛盾都对美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两国领导人曾进行过几次互访,但并非每次访问都能够促进军备控制与裁军会谈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较为显着的成果为美国明确了生物武器政策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四章论述美国政党政治对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约束及影响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方式。无论是传统时期还是冷战期间的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各国影响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的众多因素中,既有共同的又有各自独有的因素。苏联的一党制使其军控与裁军政策相对稳定,并贯穿冷战始终。与之相对的美国作为典型的两党制国家,由于党派之间的分歧,政党政治在推进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该活动的进行,因而美国的两党政治形式对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的制约更能体现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特点。结语简要分析了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活动的历史,同时也对美国政党政治下的两党在核军控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一定论述。

刘红涛^[6]（2015）在《冷战期间传统安全领域中INGOs的作用研究 ——SIPRI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INGOs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异军突起,并且成为国际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一直是被看作为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相对于环境、卫生等方面的INGOs的研究,在传统安全中的INGOs研究中由于研究主题的敏感性使得在这一领域中INGOs的研究十分困难。但是纵观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在冷战爆发以后,传统安全领域中的INGOs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发展,在冷战结束以后,在这一领域中的INGOs还将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宗旨,为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而不断努力。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主要从历史学的视角,运用比较法对冷战期间INGOs的发展概况以及分类进行论述。同时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为时间点,把冷战分为两个时间段,并且分别论述了在不同时间段内INGOs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主要从参与安全机制的制定、协调与各行为体之间关系、弥补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理性决策缺失以及培养基层民主等方面论述了INGOs在传统安全领域维护中的作用。第三部分本文主要从INGOs的法律人格缺失、国际机制中政治利益、自身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影响INGOs发挥作用的几个重要因素。第四部分本文以SPIRI（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为例,论述了其在冷战期间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以此来加强本文的主要观点。

徐步华^[7]（2012）在《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冷战终结的背景下,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与民主的新一波跨国社会运动迅速勃兴。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呈现出运动范围的全球化、社会诉求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运动目标的去革命化等特征,因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再是国际体系的颠覆者,而更多的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跨国社会运动的这种变化既是国际体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和具体表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变革。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社会运动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所共同关注的课题。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学科隔阂,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鉴于此,本文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对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进行研究,试图将二者之间的相关研究链接起来。作为一种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世界政治研究视角,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没有等级之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是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单元。这为分析包括跨国社会运动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因此,本文以全球治理为分析视角,将跨国社会运动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单元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并从互动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等主要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接着,在跨国减债、反大坝和禁止集束炸弹运动等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塑造全球治理议题和提出政策倡议、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塑造全球治理的规范和制度、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等方面对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进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不断地冲击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推动非国家行为体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促使国际格局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以及促进国际规范结构的重构而影响和推动着当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因此,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兴起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体系中单元层次的行为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重要体现,而这种转变不仅对全球治理的进程与结构,而且对国际体系转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可能就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治理以及与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

王震^[8]（2012）在《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 ——以台湾、以色列和印度为案例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不仅是国际冷战格局的“转型时期”，也是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发展与完善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利用最近几年解密的美国政府官方文献，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案例分析，探讨冷战转型时期（1969－1976）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本文认为，核扩散是核不扩散政策的根源和动力，核不扩散政策是阻止国际社会中核扩散活动的一种因应之道，二者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互相塑造和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是其与潜在核扩散对象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这一政策不仅要受到美国自身的情报认知、国内政治、决策者和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国际冷战格局、扩散者自身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和意图等因素有关。因此，在美国与其他核扩散对象之间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它并不总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也未必总是最后的赢家。在战后美国核不扩散实践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影响从未消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追求的“冷战转型”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美国核不扩散实践的影响尤为显着。在此期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从一个传统的外交政策问题进一步扩展到了安全战略领域，从而赋予了核不扩散政策以全新的涵义。在理论上，美国并不希望除它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获得核武器，以便维护其在核领域的垄断性霸权，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旨在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这一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与手段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在面临核扩散现实与因阻止核扩散而导致的更大战略损失之间，美国往往会采取典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比如在承认核扩散事实的基础上，尽力化解因核扩散造成的负面效应，乃至主动采取措施修补它与扩散国之间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种“双重标准”政策，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政策。因为它更多地体现为核不扩散政策的一种结果，而非政策选择本身。本文共分为七个组成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选题价值，以及研究述评和分析框架等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与核不扩散问题有关的一些理论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同时提出本文关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变量和理论假设；第二章主要介绍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实践，以及冷战转型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涵义；第三、四、五章是本文的案例分析部分，主要通过美国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的核不扩散政策实践来进行深度案例分析，探讨这一时期美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有关对象国之间的互动，以及美国针对台湾地区、以色列和印度核不扩散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要素；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归纳三个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和研究推论，并得出一些较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结论。

张燕军^[9]（2011）在《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文中研究说明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问题是中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有着密切联系,事关中东人民的福祉。尽管如此,但客观而言,军备竞赛的危害和军备控制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二战后开始的军备竞赛至今仍在继续进行,其间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军备控制并未能很好地发挥遏制中东军备竞赛的作用,今后其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以冷战为界,中东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均可分为两个时期,冷战时期,中东军备竞赛在美苏两个大国的插手干预下愈演愈烈,多次以战争的方式结束而又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的军备控制受到美苏争夺影响,显得软弱无力；冷战后,美国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给予中东军控以更多关注,但主要集中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对常规武器控制兴趣索然（对反美国家除外,如叙利亚、伊朗等国）,致使中东军备竞赛尤其是海湾地区国家间对抗日趋激烈。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一,关键地区,如列万特、海湾和马格里布地区军备竞赛的发展演变,武器转让、军事工业发展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中东军备竞赛的作用。第二,军备竞赛的根源,它对世界、本地区及相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消极作用,例如军备竞赛经常性地打断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使之出现反复；它所造成的国家间信任缺乏,使得经济整合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军备竞赛占用的宝贵人力物力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众应享有的福利；另外,军备竞赛导致的集权倾向可能会对人权造成严重侵害。第三、中东军备控制的发展演变、特点及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仍以列万特、海湾和马格里布为例,并专门论述了常规、非常规武器控制及各个行为体的立场。第四,关于中东军备控制工作的缺陷,造成它的原因,它与中东和平进程及安全的关系。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东军备竞赛是本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要素,也不是问题根源,中东的不安定根植于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等,不解决它们,军备竞赛将无法根除,只有和平进程取得突破,军备竞赛才能止息。第二,军备控制虽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军备竞赛,但它能增强国家间信任及合作,为消除中东军备竞赛及其他矛盾奠定基础,因而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必须建立专门针对中东地区或次区域的军控机制,并辅之以可靠的核查和执行手段,在地区性军控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下,先从次区域着手不失为一种过渡方式。第四,大国（特别是美国）必须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切实承担责任,域外大国是中东军备竞赛的重要参与者,因而对中东军备竞赛的发生发展应当肩负更多义务,严格控制对中东的武器转让,减少对地区事务的干预。第五,中东国家需要转变观念,学会尊重他国利益和正当关切,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安全观念和以武力谋求安全、军事优势的做法,尝试与邻国合作共存、实现共同安全。纵观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可以发现,相对于长时期激烈的军备竞赛,中东军备控制工作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实践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这既与军控本身的缺陷有关,也同中东地区矛盾的复杂性密不可分。但是,军控仍是维护中东和平的重要工具,今后必须给予其更多关注与支持,方能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

穆海深^[10]（2011）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力量与企业力量以外的第三种力量,尽管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有所帮助,但是它也会对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华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增强。不容否认,大多数在华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却有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和平成长时期,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干涉与侵犯;第二,西方人权的推广及对中国人权的攻击;第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文化的侵扰;第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核政策的消极影响。为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应当加强对在华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法制管理和行政管理。

二、析冷战结束后核军控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析冷战结束后核军控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2）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冷战后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当前困境与未来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961-1976）（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期间传统安全领域中INGOs的作用研究 ——SIPRI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 ——以台湾、以色列和印度为案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析冷战结束后核军控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研究[D]. 童锦博.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冷战后核裁军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研究[D]. 贾晓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4]《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当前困境与未来发展前景[J]. 江天骄. 国际论坛, 2017(03)
• [5]美国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961-1976）[D]. 高恒建.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 [6]冷战期间传统安全领域中INGOs的作用研究 ——SIPRI案例分析[D]. 刘红涛. 云南师范大学, 2015(02)
• [7]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D]. 徐步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7)
• [8]冷战转型时期美国核不扩散政策（1969-1976） ——以台湾、以色列和印度为案例的研究[D]. 王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01)
• [9]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D]. 张燕军. 西北大学, 2011(09)
• [10]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分析[D]. 穆海深.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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