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朱元璋对官员的奖惩

一、有感于朱元璋对官吏的奖罚（论文文献综述）

胡林燕^[1]（2020）在《宋代劝农诗研究》文中认为劝农诗歌的核心是“劝”,即鼓励农业生产。此类诗歌主要涉及宣扬重农思想、描写劝农场面、实施劝农措施等层面的内容,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劝农制度及劝农礼俗。宋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繁荣期,劝农诗的创作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这不仅得益于宋朝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建立完善的劝农制度保障农业生产。同时,宋代的大批诗人也对农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特色的劝农诗。本文主要对宋代的劝农诗进行整体性研究。第一章对劝农诗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包括与劝农诗产生密切相关的劝农制度、劝农仪式、劝农习俗等内容,在论述宋代的劝农制度时运用比较研究法,与前代的劝农制度相比较,发现宋代劝农制度的新特色,旨在说明劝农诗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的重要历史原因。第二章对劝农诗的创作主体进行探究,宋代诗人多亲自参与劝农活动之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劝农诗的大量存在与诗人的仕途经历密切关联。通过分析诗人的仕途阶段与创作间的关系,可以获悉劝农诗创作的原因及内在动力,并发掘诗人在劝农诗创作中的共同情感趋向和心理特征。第三章就具体的文本出发,分析宋代劝农诗较前代诗歌的独特之处,包括数量、内容、体式等方面的差异。此外,两宋之间的劝农诗在创作中也存在着不同,这部分要结合宋室中兴特定历史时期的助农政策、社会风气等进行论述。第四章对劝农诗的社会功能及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与劝农文相联系,探讨劝农诗与劝农文之间的共通与补充。其次,突出劝农诗的美刺功能:一方面歌颂圣德,另一方面讽刺劝农弊端。劝农诗缺少审美特质,更多的表现实用价值,这是宋代时代精神之体现。最后,简要论述宋代劝农诗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周毅^[2]（2019）在《楹联书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楹联书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形态,它集文学、艺术和公共展示文化于一体,具有多重的学术研究意义。在文学上,它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史上,楹联书法是可以与甲骨、钟鼎、简帛、碑刻书法等相并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楹联书法往往呈现于儒、释、道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环境中,如庙堂、宫廷、官署、学校、园林、苑囿等,明清以来尤为鼎盛,遍及南北东西,远播海外。长期以来,对楹联的研究较多,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少,但对楹联书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繁者弥繁,阙者仍阙”。本文结合文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从楹联书法的源流、文化指向、地域表现、技法表现、艺术创作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史论结合、图文互证,既重视其学理探讨,又强调其现实实践意义。一般而言,楹联是镌刻在石、木、竹、金属等材料上或者悬挂、张贴在楹柱等建筑物件上的书法对联。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楹联书法与书法对联的界限有交叉模糊的情况。本文所涉楹联书法并不一定全是指楹联实物形式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还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形式等其他类似作品。因而,本文重点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楹联书法,也研究与之相关的书法对联。楹联书法与文字、书法及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互承继、相互成就。相应于书法与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楹联书法起源亦可推及于爻画。本文以为,楹联书法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代,完善于五代,普及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本文认为,目前可见南宋高宗、理宗所书团扇中的诗联以及马麟题画联、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帛幡可以证明,至迟在宋代,书法对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建筑式样的变化促进了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寺道观、公私园林的装饰需要与公众教化功能的凸显,使得楹联书法在雅俗兼有、形式多变的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文人雅士与市民大众共赏共享的文化流行形式。近现代以来,民间延续的春联、婚联等习俗,以及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新建的楼堂馆所、道观佛寺的实用楹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文学是楹联书法的基础和内在形式,也是催生楹联书法产生的根基之一。因此,研究楹联书法首先应该观照其与文学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楹联学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渊源。由于楹联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声律发蒙》与楹联书法的关系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声律发蒙》的版本及其为楹联书法提供的基础价值。楹联书法是书法史上特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决定了它在内容和技法的表现上具有相应的规定性,它在公共空间展示上的视觉文化需求决定了它独有的集艺术审美与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价值于一体的特殊性,它在对立统一的形式中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于一体,取得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楹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以非常通俗的、可视的样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庙楹联书法、宫廷楹联书法、世家园囿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政观表达、德商隐逸,它们共同营造了儒家政教的文化和艺术氛围。儒家楹联及其书法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文化表达与功用上具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在传播学上具有动态性、序列性、系统性等特征。天下名山佛道多,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地的宗教传播离不开其随处可见的楹联书法,它们营造了一种佛道的庄严与逍遥的文化与审美之境。寺庙里镌刻或悬挂的佛教楹联,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从内容上看这些楹联或宣扬佛教教义,或歌颂佛法功德,或揭示修行法门。道观楹联书法以道教思想为依托,劝导人们积德行善、自由豁达、移风易俗,最后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具体而言,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庙道观的公共展示空间为楹联书法的常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故宫楹联是宫廷楹联的代表。统治者身份的不同与庙堂之气的需要,宫廷楹联书法取法唐楷为主要风格之一。康乾时代,康熙的“崇董”与乾隆的“崇赵”使赵、董书风楹联成为宫廷书法主流。孔庙楹联是纪念性庙堂楹联的代表,西湖、苏州楹联是楹联书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演进的代表。商宅楹联以商人聚居地或者故里为展示空间。商业追求的不同取向与楹联书法的内容、书法密切相关。晋商以商养商,其楹联内涵丰富,既有立德修身、承传教化的实用观念,又有以德领商、信义生财的商业气息。徽商以商养文,以文哺商,赞助扬州八怪、乾嘉学派,践行以商养文的理想追求,文商融合,体现以文哺商的经商之道。苏州园林以文养人,诗文兴情以造园,体现文人的闲趣归真、理趣盎然、逸趣幽深、禅趣超妙等情结。官署、庙堂、商宅、园林等所留存的历代楹联书法,均具有文学与书法双美的特点,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教化功用。在艺术表现上,楹联书法也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书家个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方式,共同促进了楹联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就地域性而言,清代以来楹联书法的地域性风格就非常明显,如湖湘的崇唐正大之风,海上的“二王”温雅之风,河南的中原雄强之风,堪为代表。滇、渝、浙地区长联书法彰显了楹联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具体的技法层面而言,楹联书法在书体选择、笔法技巧、工具材质等方面也殊为考究。书体上,楹联书法更适宜于选择篆、隶、楷等正书,以彰显其公共教化功能。在审美取向上,不同书体指向也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书法家艺术表现的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楷书的中正之风更适于彰显楹联的庙堂之气,篆隶的古朴雄浑更能彰显楹联的高古之风。书家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每种书体的共性,又呈现出书法家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与其式样有关。因楹联书法多选择正书,故用笔上,平直之笔多于斜曲之笔,点画之间断笔多而连笔少,粗笔多而细笔少;结体上,偏于平划宽结,平正多而斜势少;章法上,强调上下联对称,突出行气;墨法上,刊刻对楹联书法在墨法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楹联材质的多样性与书法的风格、用途有着联系。常见的楹联材质以木、竹、石为主,也有铜铸、瓷烧、镶嵌等特殊工艺。楹联的书写者通常是书法家,而镌刻者往往是专门的匠人。从对书法家作品的还原度而言,刻手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往往与书手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不过,书刻的不同理解导致楹联的刊刻也难免失真。失真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取法。撰写者与书写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明清时代撰写者大多也是书写者,这也表明书法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集字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常见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楹联书法,成为了楹联书法创作的重要手段。近100余年来,甲金集联较为常见,以“甲骨四堂”的书法实践为代表。金文集联多取自钟鼎彝器铭文,以罗振玉为代表。隶书集联以汉碑为主,楷书集联以魏碑、唐碑为主。汉碑和魏碑的集联尤其丰富,对近现代书法创作影响巨大。清人的行草集联以集《兰亭》联为多。相比较而言,以对联形式出现的草书集字作品比较少见。无论是甲、金、篆、隶集字创作,还是楷、行、草等集字创作,都不能简单地食古不化,而应守正创新。

幸荣伟^[3]（2019）在《“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区域社会史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士绅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考察士绅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便是论文所要研究的目的所在,故选取陕西关中县域作为研究的地理范围。陕西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是明王朝西北边防前线,境内庞大的驻军对明王朝十分重要。受益于西北边境庞大的军事开支,陕西关中区域的三原、泾阳两县凭借其较好的地理区位及其发达的水利条件和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全陕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三原、泾阳的商人开始崛起,这些商人积极利用经济优势谋取在地方社会的声誉,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陕西督学署驻地在三原的优势,三原、泾阳的科举中举人数十分突出,由此产生了一批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士绅。明朝中期,王恕致仕归乡讲学,在其影响下其子王承裕在乡里创办宏道书院,开明代陕西书院讲学之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三原宏道书院的创建促成了关学三原学派的肇兴,三原学派注重气节,对三原士风民风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是明代中后期三原县域社会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长期以来,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首发于陕北多从自然灾害的角度考虑,但当时全国受灾地区并非仅有陕北,且在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前陕北也曾遭遇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显然不能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完全归结于自然灾害。农民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陕北区域本身是一个军政色彩浓厚的社会,军政系统对维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而明末陕北出现的军政危机弱化了军政系统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陕北区域民政系统同样存在社会治理上的缺陷,与此同时陕北区域的民间力量又相对弱小无法发挥补救官方治理缺陷的困境。当军政、民政与民间力量在面对社会统治危机时,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与互动,并最终导致明末农民战争首先爆发于陕北,并不断蔓延至全陕。崇祯元年（1628）,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原、泾阳地区开始遭受农民军的侵袭,无论地方官府还是官军却束手无策,区域社会统治秩序面临极大的危机。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崇祯二年二月（1629）以王徵、焦源溥、马逢皋为首的士绅精英广泛组织动员建立起民间武装“忠统”。士绅武装的成立绝非王徵等人的率性而为,“忠统”的成立反映了三原民众的迫切愿望,王徵等士绅的强力动员为“忠统”的创立奠定组织基础,而崇祯初年对阉党的清洗则为王徵等士绅提供了建立士绅武装的政治基础。“忠统”成立后,加强其与区域社会的联系,全力争取地方社会的支持。“忠统”的领导人为抵御农民军的侵袭,积极筹措粮饷保障后勤供应,三原的富民与士绅构成了“忠统”主要的财政来源,同时“忠统”亦制定规则保证“忠统”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在军事方面,“忠统”在三原地区诸多乡镇稳定民心并建立起可观的附属乡兵武装,并教授其兵法,又积极争取邻省外援武装,这些武装壮大了“忠统”的防御力量。在城市防御上,打造守城器械修筑加固城防设施,同时在城内进行严密的昼夜巡逻,这些构成了从三原城外到城内严密的防御网络。除此之外,“忠统”还积极与地方各级官员进行互动,希望能获得国家权力的协助,在互动中积极与地方官员合作同时努力为自身争取有利的条件,这为“忠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忠统”领导人的积极运作下,“忠统”声势日盛屡次挫败农民军窥伺三原的企图。在崇祯二年四月的云阳之战中,在官军消极避战的情况下,重创南下的陕北农民军,一举扭转战局,赢得了地方百姓和官府的信赖。“忠统”虽然仅存在四个月,但却有巨大的意义。首先“忠统”的出现与明中后期士绅治理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是士绅在地方话语权增强现象在关中地区的反映。其次,结合时代背景而言,“忠统”的创建人王徵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士大夫基督徒,王徵结合西学为“忠统”创制了诸多作战器械,这就为“忠统”注入了西学的因素。从这一角度观察,“忠统”的成立反映了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最后“忠统”的出现表明,即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陕西仍然存在强劲的士绅社会,这种“三原模式”的民间社会成为了明末北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绝佳范例。

程彬^[4]（2019）在《《明经世文编》编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明末松江府众多学人合力编纂而成的《明经世文编》是一部针对那个时代而发的经世着作,《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受到当时社会从上到下的影响,与当时的政治、学术、时局等都有着密切联系。该书的编纂群体分为选辑群体、参阅群体和鉴定群体,这三类群体共同促成了《明经世文编》的成书。另外该书评议文字的作者不只由陈子龙一人所作,实际上书中的评议文字还表明徐孚远也有参与,以及由崇祯平露堂刊本的《农政全书》也可知《明经世文编》的评议文字还有徐光启的间接参与。选文方面《明经世文编》有着“以事选文和以人选文相结合”的特点。对于《明经世文编》的编纂问题,学界对该书所收录文章存在删节的情况还不够重视,并且这种删节现象的原因以及方式都鲜有论述,通过梳理《明经世文编》中的评议文字,结合该书所收录的文集与其存世明刻本的对比,可知《明经世文编》对所收文集的剪裁有着特定的方式,如删除序、书、碑记等体裁中的“虚文”、奏议类文章中的“官方用语”等,这些都反映了其以实用为主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九万多字的评议文字和大量的旁圈,以及对文章标题增加的旁题,这些不仅仅便于读者阅读,同时也反映了编纂者很强的目的性,评议文字也有着丰富的内容,是该书编纂者对选文各方面的评价。是书诸篇中评议文字蕴含着政见,主要表现为编纂者在军事、治安和吏治等方面对某一观念或事件所作的评议说明。这些评议文字所蕴含的政见与选文本身一同反应了陈子龙等人热心于经世的态度。

宋泽民^[5]（2019）在《《全边略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4-17世纪,明朝与蒙古在长城一线不断上演着战与和的故事。这一段充满战火与贸易的岁月,无论是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是在蒙古的史诗中都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明代后期蒙古方面的俺答汗和明朝方面达成了隆庆和议,使明蒙关系大体上处于一个稳定状态。明朝方面的军、士群体从明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断的在思考着如何维护北疆的稳定。随着明蒙关系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土木之变的发生,让明朝君臣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北方的强邻。期间有关明代北部边疆的军事着作不断涌现。明代后期思想的变化波诡云谲无数带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关注到边疆的问题。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该书记录了包括明代所有边疆地区从明朝初建到万历、泰昌时期的要事。《全边略记》的相关材料主要集中是与蒙古相关内容。该文的撰写的主要目的是用文献学的相关方法去分析《全边略记》的成书背景、成书过程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方孔炤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和梳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文重点关注了《全边略记》的史源问题。主要分为万历之前和万历之后两部分。万历之前的史源是在吸收前人的经验基础上重新发现和总结了《全边略记》的史源。新发现了《皇明从信录》、《图书编》等史源,尤其是经过对《全边略记》图的部分的细致研究,找到这些地图的流传序列。万历之后的史源:一是发现了《全边略记》与《万历武功录》的紧密联系,并做了表格进行比对分类;二是通过对目前现存的一些奏疏与《全边略记》比对研究,发现他们的史源关系,并进行了分类。三是发现《全边略记》成为《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并进行了论证。

刘畅^[6]（2018）在《清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黔东南侗族地区明代以前没有得到集中统治,社会内部秩序混乱。明代建省后,在侗区进行统一行政规划,情况有所改观,但部分山区依然没有纳入国家政治版图。当时的政府在侗区大兴文教,企图通过用儒学教化苗民,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明朝时侗区的传统教育逐渐兴盛,官办儒学开始向体制化发展,却程度不深。此阶段儒学在侗区的发展虽微乎其微,但仍为清代儒学发展做了重要贡献。清代康熙四十三年后,清廷对黔东南侗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使得这一地区进一步汉化。在文教上,大兴学校,宣传中央正统思想,到雍正时期官学体系开始走向顶峰,使得儒学从侗区的外围向其腹地推进。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的兴盛为贫穷的苗疆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封建社会,官办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而黔东南侗族地区的官办儒学教育乃是专注儒学在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清一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的办学主体是政府,教学框架是儒学,主要以地方官学、义学、书院等形式出现。通过对官办儒学整体梳理,包括学校的建置、分布和管理等方面,借助图片和表格,对官办儒学体系展开系统的了解,以期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进入官学求学的一部分有识之士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成为了官员和儒学的传播者,他们的成功在侗区社会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官办儒学也得以以更强劲的势头在侗区社会全面渗透。总之,侗族地区官办儒学在清一代得到了显着地发展,使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子弟有了读书求学的机会,培养了读书向学的文明之风。清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的发展从不同层面对侗族地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儒学教育在清代推进侗区教育迅速提升,促进人才增长。其次,官办儒学推进了侗族地区汉文化的涵化,加强了民族融合。再次,在儒学的影响下侗族地区迅速吸收中原汉族宗法制度,侗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最后,在儒学的推动下,中央政治统治有所强化,加快了黔东南侗区社会逐渐国家政区化的历史进程。

王传敏^[7]（2017）在《台湾地区“考试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以降,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冲击,其间,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也在扭曲和变异中,逐渐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众多仁人志士都曾满怀救国济民的热情,就各种制度提出富于创见的设想并开展实践。考试权思想是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权”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科举制度、铨叙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等人类政治文明营养,从构想、创制到尝试和改进,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探索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结晶。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及其行政机关运作模式是该制度在政治实践中的余续。自1928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考试院制度以来,孙中山先生创设的五权分立制度才正式有了法律依据。随后,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先生为考试院院长,考试院筹备处开始启动运作。伴随着《考试院组织法》、《铨叙部组织法》和《考选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相继颁发,直到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了从宪法层面就考试院制度进行正式立法规定。1947年国民政府开始宣布行宪,《中华民国宪法》用专章共计7条宪法条文对考试院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台湾地区的“考试院”机构运转及其制度建设并没有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而出现中断,相反,却始终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关法律制度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台湾地区“考试院”在六十余年的运行中,理论界与实务界不乏针对制度体系及其部分内容存废的争论,“考试院”自身也不断在争论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其主体原因即在于“考试院”制度背后一直暗藏着“五权”与“三权”、“总统”与“行政院”权力、“国民大会”与“立法院”职能叠合等种种紧张关系。时至今日,“考试院”在制度形式上比较符合“五权宪法”的表征,但就其内容而言,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权能区分的初衷,渐近地走向了权力分立制衡的三权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地区考试权及“考试院”制度在健全人事法制、树立廉能政治和塑造“法治政府”等方面所取得了不少成绩,其自身制度设计及其深化完善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此,对台湾地区“考试院”现行法源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认真梳理和详尽分析,对于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政府机关公务员相关制度等制度体系,极具“它山之石”的借鉴意义。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应对来自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①,当今中国已经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制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正日渐实现,凝聚在现代中国身上的东方文明也正在以其不争的事实显示了强大的优越性。国际社会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把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中国,显示在现代中国身上的一些制度创新成果、发展理念、发展成果、内外政策等也逐渐为世界各国（地区）所承认、推崇、移植。但是,“山不言自高,海不言自深”,况且,当前距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标准相比,距离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如何规范政府运行问题、如何强化公务员队伍建设、如何促进社会阶层有序流动、如何“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语）”等现实中存在的挑战与问题,都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执政智慧、执政理念来创造性地加以克服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永远在路上。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地区）先进文化的研究,吸收其优秀、科学的基因,使其融入到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建设中,至为必要。纵观历史长河里考试制度的沉沉浮浮,其存在的合理性总是离不开人才选拔的公正性、政权用人的科学性、社会阶层流动的有序性。考试权及其实现乃一国国民人权中的基本成分,应社会之需求而产生,随社会发展而持续活跃,受历史多次检验而持续焕发生命力。在法治中国的视野下对台湾地区“考试院”制度进行研究,取长避短,采取“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考试思想的中公开平等与竞争择优的基因,不断探索当下考试制度于推进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厥功甚伟。

董亚薇^[8]（2016）在《《郑氏规范》主体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被朱元璋旌表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家族,因其系统的治家思想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而被世人所熟知,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家族。而其治家法则《郑氏规范》作为元明时期典型的家训着作,其中所体现的家庭教育、家庭管理、家庭伦理等思想,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和睦的家庭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等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郑氏规范》所包含的思想,体现了郑氏家族以儒学治家、注重道德教化和社会风尚的文化品格,反映了历经宋元明三朝更迭的浦江郑氏家族,在相对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将其忧国忧民忧族之心,具体化为实现一家一族持续兴旺的现实努力。在家族治理经验以及《郑氏规范》的指导下,浦江郑氏家族形成了其独特的义门家风,世系门第得以维护发展。同时,《郑氏规范》及其家风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南世族多以其为蓝本,制定家族法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承义门家风、引导良好社会风气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元明时期家训文化的发展。

蔡敏^[9]（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认为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柴克东^[10]（2016）在《张居正传记资料整理与考释》文中提出自万历元年担任首辅,到万历十年去世,张居正针对明王朝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明王朝从岌岌可危的境地渐渐显露中兴的局面。但是,张居正同样是一位盖棺无定论的人物。他的传记作者们认爲他专权震主、贪权恋位,甚至因爲他不受父丧而视他爲禽兽。本文是以张居正传记资料的蒐集、整理爲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仔细分析研读,再参考张居正本人的文集以及《明实录》的记载,尝试做以下工作:一、运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分析张居正传记的形成过程。二、考证张居正传记中有悖历史真实的部分,力争还原本来的面目。三、分析张居正的思想,尤其是佛教对他的影响。四、研究张居正最被人诟病的"夺情"一事,分析张居正的不愿守制的苦衷。张居正去世已经四百多年,有关他的传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和他的影响力远远不能匹配。本文的初衷,就是爲还原张居正真实的形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有感于朱元璋对官吏的奖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感于朱元璋对官吏的奖罚（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劝农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楹联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4）《明经世文编》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全边略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台湾地区“考试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郑氏规范》主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张居正传记资料整理与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感于朱元璋对官吏的奖罚（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劝农诗研究[D]. 胡林燕.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楹联书法研究[D]. 周毅. 西南大学, 2019(05)
• [3]“忠统”士绅武装与明末陕西三原地方社会[D]. 幸荣伟. 吉林大学, 2019(10)
• [4]《明经世文编》编纂研究[D]. 程彬.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
• [5]《全边略记》研究[D]. 宋泽民.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6]清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研究[D]. 刘畅.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8(02)
• [7]台湾地区“考试院”研究[D]. 王传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郑氏规范》主体思想研究[D]. 董亚薇. 青岛大学, 2016(02)
• [9]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10]张居正传记资料整理与考释[D]. 柴克东. 兰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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